陈翔陈寔“父子”关系辨

东汉御史中丞陈翔与东汉颍川太丘长陈寔为父子关系，这是部分颍川陈氏族谱的说法。根据南朝宋范晔《后汉书》推断，翔不但不是寔父，而且翔的年龄很可能要比陈寔小。

一是在《后汉书》中翔与寔的列传没有说翔与寔是父子关系。在《后汉书》及一般史书中，凡是父子为官者，其父子事迹均编辑于同一篇文中载传。而《后汉书·陈翔传》里不言其子“寔”，而言其“祖父珍，司隶校尉”；在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里未言其父“翔”，而言及其子元方和季方。可见翔与寔不是父子关系。若陈寔真为陈翔之子，则两传中总有一传会说的。再则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中出现陈寔“出身卑微”、“家贫”语类，既已跟《后汉书·陈翔传》所载相矛盾了。

二是从陈翔、陈寔受党锢之祸遭株连这一事件看，能够了解翔与寔年龄相差不大，很可能翔比寔的年龄小，因此翔与寔不可能成为父子关系。

东汉党锢之祸共有三次，从《后汉书》翔和寔的传记中看不出他们是受哪一次党锢之祸遭株连，可《资治通鉴》卷五十五却明白告诉我们：“延熹九年（166）……帝愈怒，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，其辞所连及太仆颍川杜密、御史中丞陈翔、陈寔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。”由此得知陈翔、陈寔是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入狱的。《陈翔传》未载翔的生年，而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却载寔“中平四年（187），年八十四，卒于家”，即生于公元104年。按平均每代间隔28年±4年的传代规律推算，寔父“翔”应生于公元75年前后。按这个时间计算，翔在第一次受党锢之祸，已有90岁的高龄了。试想，一个90岁的老人还能从事党事活动而被株连吗？如果他们真是父子关系，而又同时受党锢之祸入狱，岂不是天大的奇闻？像这样带有轰动效应的事件，史书岂有不载？这就说明他俩不是父与子的关系。

再以同时坐党事件中一些人的生年作比较，翔不应生于公元75年前后。如：司棣校尉李膺（110—169），与李膺齐名的杜密（？—169），光禄勋主事范滂（137—169），太学生首领郭泰（128—169），文学家、书法家蔡邕（133—192），司徒王允（137—192），荆州刺史刘表（142—208），司空荀爽（128—190），太常赵岐（108—201），太丘长陈寔（104—187）等。从以上坐党事件十人中，竟无一人生于公元75年前后，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太丘长陈寔，生于公元104年。党锢之祸时，陈寔已60余岁，早已成为宗师级名士，像荀爽、贾彪、李膺、韩融、王烈、管宁、华歆、邴原等都曾向他问过学。在涉及党锢之祸的人群中，株连陈寔之徒200余人，作为老师陈寔，年龄较大是情理之中。无怪乎他竟发出“吾不就狱，众无所恃”之大义凛然的壮语，因为他是老师，理应为人师表。所以其他坐党事人的生年，一般不会大于公元104年。据此推断，陈翔的生年至多是在公元104年左右，很可能在公元104年以后，而绝不会生于公元75年前后。因此，时间就能证明翔与寔不是父子关系，也不可能成为父子。

三是从翔与寔生长不同地方，间接证实翔与寔的父子关系是不存在的。

《后汉书·陈翔传》载：“陈翔，字子麟，汝南邵陵人也。”汝南邵陵，即今召陵，在河南省平舆县北。而部分颍川陈氏族谱又载：翔，字子麟，山阳瑕丘人。山阳瑕丘，即今山东省兖州县东北。同一个御史中丞陈翔，《后汉书》与部分颍川陈氏族谱所载的生长地却不同，此疑一也。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载“陈寔字仲弓，颍川许人也”。即颍川许昌，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古桥乡陈故村。颍川许昌与汝召陵相距100多公里，与山阳瑕丘（谱云翔之生长地）相距数百公里。既然翔与寔是父子关系，他们的生长地竟相差如此之远，此疑二也。同时，不管汝南召陵陈翔迁颍川生陈寔也好，还是山阳瑕丘陈翔迁颍川生陈寔也罢，都不符合《后汉书》关于陈寔“出身卑微”和家境贫寒的记载。若依据《后汉书》，就不存在山阳瑕丘也有一个陈翔。这是族谱强行附上去的。

四是根据《后汉书·陈翔传》关于翔“坐党事……卒于家”的记载证明，这里的“家”当指汝南召陵，而不是许昌。因此，陈翔没有迁居许昌长葛生陈寔，为明摆着的事实。

五是根据《后汉书·陈翔传》载翔“祖父珍”，而《唐表》载陈寔曾祖父是“齐”，这就证明翔与寔不是父子关系。可是也有宗谱说陈寔曾祖父为“珍”，那也是在套用《陈翔传》而来的。

总而言之，陈翔与陈寔不是父子关系，成为定论。因此，关于陈寔的上下几代传承世次，在没有新的资料出现之前，当依《唐表》。